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评南京大学梁莹事件
本文回顾南京大学梁莹事件，管窥一斑，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为何针对梁莹的层层考核都失败了？二是学术界应该给梁莹第二次机会吗？
1. 一篇系统性失败的论文
根据中青在线王嘉兴的一篇报道《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梁莹早在苏州大学念硕士期间，就抄袭缩写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然后连题目都没有改，就发表在2002年的《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上，这篇文章在维普期刊网上已经不可见（404）了。
但这是一篇“系统性失败”的论文。首先，这篇论文还有一位苏州大学的合作者，叫刘伟红，但这位位列第二的合作者对这篇“几乎全文抄袭连标题都懒得改动”的文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这一例子在学界就算不能制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榜单，进前十总是没问题的。
其次，当年《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们居然就让这么一篇抄袭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了。期刊声誉与未来兴衰紧密关联，不容小觑。尽心尽力的编辑往往把经手的每一篇文章都视同己出。但很显然，《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编辑们并不以此为意。相反，他们勇于展示自己的不专业，不认真，不负责。
最后，梁莹从苏州大学拿到硕士，转到南京大学念博士。苏州大学把住了自己毕业生的质量关吗？当然也没有。文章抄袭，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即便不开除的话，硕士是肯定不能给了啊。现在搞得硕士学位跟白菜快要烂了似的。
从合作者，期刊编辑，到苏州大学的老师，但凡有一人注意到梁莹早期的学术不端的问题，及早介入，劝其悬崖勒马，或许结局就大为不同了。这一篇抄袭论文，只不过是层层考核体系失败的一个例子而已。
2.层层考核为什么失败
第一个问题：博士导师何以未能识别劣质博士？
但梁莹事件体现出的系统性失败比上面指出的要严重得多。首先，先作为梁莹的博士培养单位而后作为其用人单位的南京大学，在考核上是双重失败了。周其仁以前写过一篇《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解释过何以考核学生有没有学到知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博士写一篇题目很大的博士论文，例如“农村市场化”之类的，到底从什么角度我们能拍着胸脯说这个博士是货真价实呢？是博士论文部分章节发表了？还是论文评上什么奖了？
我们说博士质量考核，或者更广义的学生质量考核，都面临知识产品考核的困难。也正因为困难，所以才有层层考核，希望用一整套体系来保证考核是有效的。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考核到底由谁承担成本，会极大影响考核的有效性。
梁莹博士毕业的时候，博士导师黄健荣肯定要承担考核的成本，或许还包括一些同学的口碑评价，接下来是学校，教育主管机构，以及用人单位，这是一连串的考核。与本科阶段教师通常难以因材施教不同，博士阶段导师常理上会与博士生有更长时间的接触，因而也更有机会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梁莹要么“路遥知马力”，要么“日久露马脚”，是什么样你黄健荣总能知道的。
博士导师考核当然也可能出错，例如说三年里面授机宜的次数屈指可数，那么完全就可能看走眼。但还有博士论文这个产品的质量可以看。当然，导师也可能十分繁忙，忙到没有空通读全文，那自然就不能有效考核。
那么黄健荣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呢？如果你这么揣测黄老师，黄老师将会用和梁莹合作的论文啪啪打你的脸。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两人就合作在《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构建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在《南京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论问责新政：多维理论之考察》，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发表了《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 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以及在《学海》杂志发表了《论我国第三部门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构建》等文章。
这么说，黄健荣应该是知道梁莹的“能力”的，而且行为上也并不反对这种制造论文的模式。当然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以南京大学之大，出几个不负责的博士导师，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这黄老师大概是进一步把梁莹往坑里带了一把。
第二个问题：南京大学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导师的考核无效，那么学校对导师总该有点作为，约束约束。而且南京大学作为国内还算有点名气的大学，面临国内同一档次学校的竞争，多少也得顾点颜面不是。会这么想的，估计是南大学子或者校友。但你们万万没料到学校不要脸起来，那可是比人厉害得多。
南京大学是国内高校里很早就意识到数字排名的“好处”，尤其对梁莹所在的社会科学来说，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那可是一家垄断性的机构。每当该机构发布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目录》，那绝对是震动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大事。
这也导致了南京大学的领导在整体治校方略上，更倾向于数量而不是质量。因为毕竟数量容易看，而且领导也会偷懒，上行下效，效果怎么说呢？当然，只要你有具体的数字指标，中国人是很善于达标的。
所以一开始是效果好得不得了。南京大学在当时的校长曲钦岳的领导下，实现了排名大跃进，这和数字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但这玩意儿就和吸毒一样，短期内很爽，一旦上瘾就难戒，而且长期上后果很严重。近几年的学科评估，南大估计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本来勉强也能算个A货的，现在连B都不值了。所以南京大学再提发了多少文章量，浙大复旦等周边高校就要忍不住笑出声来。
当然，也正是这种数目字管理导向，南京大学作为雇用单位在招人环节的考核上也放水了。根据王嘉兴的报道，梁莹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时，并不是人人赞同的。不同意见就认为年纪轻轻发表量巨大，换句话说就是水分大，加上没有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怎么能到南大任教呢？这些认真的教师们估计人微言轻，所以梁莹还是凭借数量优势入选。仅2003、2004、2005年，梁莹就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论文。
当时的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自己也承认是考虑当时社工系（梁莹所在系）总体科研能力弱，而梁莹科研能力强，所以得以入选任教。也说明周晓虹都被南京大学的数字导向考核带偏了节奏，认为数量多就是科研能力强。
按照周的水平，原本不该如此。邸利会在《知识分子》发表的《南京大学教授被爆多篇论文涉嫌抄袭》一文中提到梁莹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曾经向谢宇申请作博士后，但被谢拒绝。谢的理由是论文质量很差，所以没有要她。但梁莹依旧得到了一个到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机会，赵鼎新则澄清此事与他无关，因为他与梁莹通过几次邮件，感觉实在不好。而香港科大的吴晓刚在回忆梁莹的一篇投稿时认为，“最基本的东西都没过，乱做一通。”可见，社会学界的大佬们对梁莹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但则也可能得益于他们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南大局内人的身份。
所以南京大学的问题在于错把手段当目标。本来数字排名量化考核，都是为了提升大学的品质，而现在变成一切围绕数字排名和量化考核打转，连招聘进人这么重要的决策，也无视内部教师的反对，闹出梁莹事件也是迟早的事。
南京大学最近几年的表现，是高等教育领域“溃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南京大学来说，所有不能用来提高“排名”的人和事，显然也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说梁莹除了学术不端外，教学事故频发，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归根结底，无非是上课好坏对南京大学的量化考核来说，无足轻重。大学之根本在于师生教学相长，梁莹连教最基本的课程都是能偷懒就偷懒，无非也是和学校领导层沆瀣一气，认为“教学生”这事与排名大计关系不大，所以才敢漫不经心，才敢为所欲为。
你说这是梁莹的问题，但这难道不也是南京大学的问题么？如果作为招人单位的南京大学本身对人才的考核是扭曲的，那么这种扭曲之下，就难免造成在苏州大学念硕士在南京大学念博士的梁莹，参照“扭曲的标准”来打造自己。如果论文数量是招人单位最看重的，那么梁莹们就会前赴后继提高自己的论文数量，而不会或者较少考虑论文质量。
常理上，但凡学校校长书记们有些许爱校之情，多多少少会爱惜自己学校的名誉。然而，多少校长书记只是贪恋行政级别而已。你难以期待官员会为“大学声誉”这种长期产品负责，自然是越快越好，撸起袖子恨不能一天就搞成“双一流”。所以这种奇怪的“官”管大学体制下，指望官员良心发现，关心大学声誉，怕是还不如指望韩春雨作出诺奖级贡献呢。
所谓系统性失败，是一连串的失败，从教育学生到招聘老师，每一个环节都失败了。
3.她不是一个人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纵使学生失败靠导师，导师失败靠大学，南京大学失败，尚有教育主管部门把关不是？
根据公开履历显示，梁莹从2009年入职南京大学以后，2010年被评选为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11年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度被评选为首届江苏省青年社科英才，2015年度入选首届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016年度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17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也就是说，地方上的主管部门和教育部及中组部都没有发现梁莹造假的问题。而梁莹那些从数据库里消失的论文，恰是她“成功”路上的垫脚石，但主管部门显然也没有对梁莹进行有效考核。
当然梁莹和南京大学也不是个案。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2017年全国科研机构有400篇论文被国际知名期刊撤稿，撤稿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术不端，占到了总撤稿数量的75%以上。而南京大学在这个论文撤稿榜单上，甚至都没有挤进前20名。
层层考核失败，却又单纯以数量考核为导向，那么一级级往下溃败就在所难免了。甚至有些人尚未踏入大学校门，却已经泥足深陷学术造假。2018年夏，河南省郑州一中有家长质疑自家孩子的高考答题卡被调包，这个事件闹得沸反盈天，不过河南省纪委监察委调查之后最终认定考生答题卡均为本人书写，不存在调包现象。
但这个事情后续发酵，令人大跌眼镜。其中一位涉事苏同学通过北京师范大学自主招生初审的论文，被发现涉嫌抄袭。苏同学的父亲大言不惭：“天下论文一大抄。”而且苏同学的父亲不以为耻是有“底气”的，因为郑州一中还有四位同学的自主招生论文也是抄来的。
从清华大学跳槽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颜宁博士最近在微博上说她招学生的时候，从来不会把本科生有没有发过论文当做一个标准。是的，除了少数天才，本科生发论文那不是注水文章是什么？更不用说高中生发论文了。但超过20个国内顶级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简章里，堂而皇之地将此作为一个标准。你说到底谁扭曲了呢？
4.梁莹们会不会卷土重来
我在好几个微信群里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犯错误的学者改过自新，学界是不是应该给第二次机会？毕竟罪犯都有第二次机会，学术造假离杀人放火到底还是有点距离的。
甚至有个别同行表示，学者悔其少作，难道不应该再给个机会吗？但是有瑕疵和出错的作品，与抄袭作假的作品，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个人觉得学者悔其少作，与梁莹处心积虑地掩盖自己学术不端行为，是有十分重大的差异的。悔其少作很正常，你小学时候写的高分作文现在拿出来看，自己都可能笑掉大牙。在学术生涯初期，发表的文章有瑕疵，甚至出错，你通过后续的发表来加以改进，这个是很自然的过程。
但系统性删除自己作假的文章，试图毁灭自己学术不端的证据，享受现有荣耀但不承担责任，我不觉得学界需要给梁莹个人第二次机会。你不要说学术圈里的人妒忌心中，这放在哪一个普通人面前大家都会心里不平衡。
梁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称：“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通过学术不端累积获取资源，拿了各种奖项科研基金，你的“难”相比起那些因为你弄虚作假占用公共资源而苦苦挣扎的学者的“难”，简直不值一提。
事实上，梁莹2016年还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文章，里面写道：“跨学科研究从开始启动到中间探索，最后到对其成果的评价环节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学术诚信的践行情况和学术规范的遵循程度。”说得我都差点信了。
这么一条长路走过来，梁莹有无数次改正的机会，但是她放弃了。因为她觉得“难”。
“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是一个情真意切的问题。但我也想问：从梁的失败，到黄健荣的失败，到南京大学的失败，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败，走这么一条系统性失败的道路到底有多难，你可知道？
如果没有触动，单纯认为这是梁莹的问题，全让梁莹背了锅去，也未免太过避重就轻。学者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同行评议，大学如果不能实行大学本位还是官本位，教育主管部门如果还是数字出政绩思维，那么梁莹们卷土重来不是未可知，而是肯定的。
那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防止梁莹事件重演呢？反思梁莹事件，我们当然在诸多环节也有改进的余地。首先，本科生发论文这件事，要重新思考一下具体的意义在哪里。对待本科生的考核，不能一门课仅仅依靠一两次考试或者写一篇期末作业，而是要均匀分散到每一周去。这样自然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但说实话，现在难道不正是一个契机反思一下未发表数量论么？当然你也可以专设研究岗。但教师教师，天职之一就是好好教学生啊。
其次，硕士博士论文的考核，导师如果把不住关，就应该彻底取消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招考资格。学生进来，导师本就要花心血栽培，学生才尊师重道，师生才教学相长。
最后，要建立起学术共同体，要形成真正的同行评议。这不仅仅是说有那么一套制度摆在那里，而是说要有好几代学者的实践，最终内化到学术研究和评价的每一个环节里。
小结起来，就是要“学术本位”。搞学问的事，让那些学者们去共同治理，去相互竞争，去去芜存菁，而不是围绕个别领导的喜好打转。但正如前面分析的，层层考核失败的体系里，说一句“学术本位”又岂容易哉？改革开放四十年，连“企业本位”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大学本位”和“学术本位”了。治标不治本，学术腐败只会花样翻新而已。
最后，我觉得还必须清楚强调一件事，就是学术本来就是“难”的。天下本就没有轻松的学术之路，你梁莹是以为施一公和颜宁轻松？还是以为批评你和你划清界限的社会学前辈们像谢宇、吴晓刚、赵鼎新们轻松呢？所以这才需要天下的好头脑，为人类知识的一点点进展，殚精竭虑。这才是“难”应该有的意义。